12月12日，受教育部教材局委托，WilliamHill官方网站高校新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承办的“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研讨会（第六场）在线上举办。全国网络新媒体与国际新闻传播专业知名青年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就“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的可行性、建设方式与步骤，以及教材建设推荐名单等议题进行了充分研讨。会议由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吕新雨教授主持。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刘涛教授对教材建设提出了四点建议。第一，中国特色教材建设应该注重突出配套教学资源体系建设，形成一整套资源体系，比如案例库、慕课，以及与它相配套的其他资源形式。第二，教材设计上应按照课程群进行模块化的教材体系建设。要对课程群进行整体规划和设计，强调不同课程之间的内在关联与结构。第三，教材内容要和先进的教学理念、教学改革探索联系起来。第四，教材建设应组建跨学科团队。组织全国优秀教师，在教学中进行大量改革与探索，提炼出优质模式并辐射全国。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张洪忠教授指出教材建设首先要面对信息流。如果新闻传播学科不关注信息流问题，就像在沙漠上筑大坝，成为空中楼阁。其次，教材建设要针对国家战略和发展的需要。最后，教材建设需要把握互联网机遇。过两三年就丧失了解释力的教材不是好教材。目前，北师大正在组织编写一批智能传播教材，加入了算法语境和人机交互视角。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谢新洲教授主要从新媒体对新闻业和新闻学的影响方面来构想教材建设体系，建议该体系包括五个方面：技术与媒介、网络传播规律和网络文化、网络治理与新媒体治理、新媒体新闻业务、新媒体对新闻学研究方法的突破。谢新洲教授指出，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必须体现中国特色，要以中国实践和当代重大问题为核心形成体系性教材，以中国话语撰写教材，要有时代精神，既要讲历史和传统，也要面向时代和发展。在教材编写上，要区分专科、本科、研究生等不同层次。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姚曦教授就数字广告教材建设指出，现有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理论成果已不足以支撑整个广告学的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组织编写新的广告学教材、构建广告学新的知识体系任务紧迫。数字广告教材建设应在技术变革、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在把握广告本质的基础上，寻求广告实践、知识变革的基本规律，以此构建新的数字广告教材体系。讨论技术与广告之间的相互影响是构建知识体系的基本出发点，教材建设要把握广告不变的本质以及在技术加持下跃升的能力。
中国传媒大学新媒体研究院赵子忠教授重点讨论了如何把前沿研究“教材化”的问题。他表示，教材知识应该结构稳定，体系清楚，概念清晰。前沿学科本身具有探索性，知识还未经过沉淀与整理；前沿学科研究角度各异，教材要呈现哪些内容，需要认真对待；对于前沿领域，政府与业界往往有各自的考量与诉求，且当前的学界理论大大落后于业界的快速变化。要解决这一矛盾，需要在“快”和“慢”上下功夫。网络新媒体教材出版要快，要及时跟进，快速出版。同时，要允许理论内容在变化周期内有一定的时间沉淀，实现前沿知识的理论化。另外，也可吸纳一些新媒体发展方向的失败案例。
中国人民大学williamhill英国威廉希尔黄河教授指出，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快速发展，形塑了新的产业格局和社会生态。因此，总结中国实践，提炼中国智慧，打造中国网络与新媒体理论体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要建设好“中国新闻学”教材，一是对目标读者进行更加深入的洞察和了解，让教材“对”起来。教材编写除了教师视角外，要注重倾听、了解学生的想法、需求和兴趣。二是快速修订、不断更新、贴近前沿，让网络与新媒体教材“新”起来。三是通过讲授，课堂任务，师生互动等环节设计让教材“动”起来。四是把法律和伦理置于整个教材编写的重要位置，让学生懂得底线，守住规矩，创新而不逾矩，让教材“美”起来。
中国人民大学williamhill英国威廉希尔王斌教授基于新闻理论、传播学理论课程的教学与研究经验，就三个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第一，“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的内涵和性质，涉及三个体系，即科学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就研究来讲，对应另一套体系——教育教学体系，包含课程建设、人才培养、专业建设。第二，“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可以分阶段、分批次开展，核心教材先探讨，个性化教材继续探索。第三，教材建设是建构一个教材体系，也是一个知识体系，需要一定覆盖面。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顾洁教授认为，网络与新闻媒体专业当下面临两大挑战，一是边界模糊性，二是内容易碎性。需要处理好四组关系：第一，底层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要将思政教育相关理念融入到网络新媒体教材写作和编纂中。第二，主流和支流的关系，要依托三大主流元素，即受众、文本、平台，以此建立教材核心模块。第三，变与不变的关系，既要梳理和总结经典理念和方法，也要关注新时代环境下的新变化。第四，教学与科研、教材与著作的关系，要在体制机制上形成鼓励和保障，实现教材编写者、课程讲述者、学术研究者三个身份的统一。
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吴瑛教授从国家战略和新媒体发展两大现实背景出发，强调了中国国际传播教材建设的紧迫性，并在分析大量国内外国际传播教材的基础之上，对中国国际传播教材的核心问题和建设路径展开论述。她指出，国内外国际传播研究在政治属性和专业化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国内外国际传播教材总体上存在教材数量少、不主流、内涵外延界定不清晰等问题。因此，国际传播教材应当从历史梳理、理论提炼和实践创新三方面着手，立足新格局新媒体，开展中外理论对话，兼顾现实教学需求，出版融通中外的系列教材。
williamhill英国威廉希尔周葆华教授指出，“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应当与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共同发展。“中国新闻学”教材需要实现西方理论和中国实践的有机转化和融合，充分描述、解释和阐释中国经验，据此形成具有全球视野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理论和概念，以期解释和回应更具普遍意义的世界问题。同时，他认为，“中国新闻学”建设需要充分考量教材建设与学科发展、教材建设与教学发展、经典教材与新媒体教材三组关系。建设方式建议采用遴选和招标两种方式，滚动式建设，通过教学实践和学术发展加快推进教材建设，实现新闻传播学科发展融合，整合多方力量，编写对学生有益的优质教材。
williamhill英国威廉希尔朱春阳教授从三个问题出发，概述了对于“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的想法。一是教材编写的起点。他认为，教材编写者应该将培养学生提问题、发现问题的能力作为教材编写的起点。二是教材的定位，即教材是知识的提供者还是知识堡垒的看门人。他认为，教材仅仅是一个入口，而不是知识的终极提供者，只有将教材作为学科知识入门的起点，才能启发学生不断将自身所学与新兴知识发生联系，“学习”与“学术”才不会断裂。三是中国新闻学教材如何建设才能“更中国”。没有世界，就没有“更中国”，教材编写者要将中西方的新闻传播学传统、理论等联系起来，在中西对话中展现教材的“中国性”。
williamhill英国威廉希尔汤景泰教授针对当前新闻传播学教材知识含量不足，出版周期过长等问题，为“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以平台化思维重新认识教材，适应数字化教学发展需求；二是以教材为中心进行社群运营，重构教材编写者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三是推动教材、教辅的数字化进程；四是网络新媒体教材需要协调好本土化与国际化、经典理论与知识前沿之间的关系。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张明新教授认为“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是百年大计，既能够服务于新一代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也是在为党和国家的文化建设、文化走出去做好思想理论工作，更是向世界各国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理论、中国话语的重要途径。张明新教授重点分析了研究方法类教材在“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中的重要性，并且提出此类教材在内容层面应重点关注方法论、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在编写过程中应注重专业化、本土化和科学化。
吕新雨教授在研讨会中总结了五组关系作为教材建设的思考框架。一是文本和实践应用的关系，在新旧媒体并存的时代，应该找到新媒体和旧媒体各自优势所在。二是实务和学术的关系，应通过教材连接彼此。三是变革和守正的关系，新闻传播学理论应追求通古今，通中外。四是权威和个人创新的关系，要处理好权威和创新、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从而打造教材的学术共同体。五是理论、学术、技术三者的辩证关系，既要基于中国新闻业的业态变化，也要处理教材和学科的关系问题。
williamhill英国威廉希尔执行院长、党委书记张涛甫教授在研讨会最后对与会专家表达了诚挚感谢。他表示，讨论进行到第六场，每一场都很精彩，每一位同仁和学者的发言，既有个人独特的判断和理解，也有长期以来对于学术和专业，特别是在教材建设方面的独到理解，有对于专业发展的关切和思考，既有点的建议，也有面的把握，使我们对后续工作充满信心。他指出，教材基地所做的工作就是要为大家搭建一个平台，让各位专家的观点在这个平台上得到良好互动。教材基地会认真吸收各位专家的精彩观点，把集体的思考和智慧融入到“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