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受教育部教材局委托，WilliamHill官方网站高校新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承办的“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研讨会（第一场）在线上成功举办。来自全国知名新闻院校及研究机构的顶级专家学者参会，就“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的可行性、建设方式与步骤，以及教材建设推荐名单等议题进行了充分研讨。会议由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学部长高晓虹教授主持。
高晓虹教授首先介绍了此次研讨会的背景，认为当前国际形势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亟需建构。打造“中国新闻学”，需要编写一套体现中国立场、中国理论、中国实践、中国话语的优秀教材。高晓虹教授指出，“中国新闻学”教材的建设是新闻传播学界的一件大事，唯有广泛集纳学界和业界专家的智慧，才能建设一套高质量的教材。
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暨南大学党委书记林如鹏教授从人才培养的角度出发，认为教材建设质量直接关系人才培养质量。“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应分清轻重缓急，对于融合新闻、国际传播这两个共识较少、较为缺乏但关注度高的系列教材，可优先编写，体现出时代性、地域性、实操性、系统性。就具体编写方式而言，林如鹏教授认为可以采用教材基地专家委员会指定人选与公开招标两种方式，并且允许两三个团队同时就一门教材进行编写，以提高编写和出版效率。
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强月新教授从学科发展、人才培养、国家战略三个维度强调了教材建设的重要意义。他指出，“中国新闻学”教材的建设需要解决“老化”“玄化”“西化”这三个问题，不忘本来、借鉴外来、面向未来，同时加强顶层设计、稳步推进、分类指导。
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胡百精教授从高校经济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的经验出发，认为“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首先必须牢牢把握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的定位，这套教材的编写须由资深专家领衔、团队作战，跨学科、跨校通力合作。同时，在具体的编写中也需要处理好从概念出发还是从问题出发、如何对待中西关系、坚持教材本位还是学生本位三大难题。
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陈昌凤教授强调，“中国新闻学”教材要体现出中国特色，在做好价值观教育的同时，兼顾基础性、前沿性、系统性、权威性。“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要处理好体系建设与散点式建设的矛盾。在当前全媒体时代，一些新且急的教材亟待成系列、成体系地建设。由于当前学科之间的边界在消融，这要求能够以前沿眼光、跨学科视角来进行“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在编写的过程中需要多人、跨学科的通力合作。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与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唐绪军教授认为“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应突出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和中国理论，进而形成适用于中国实际情况的理论体系。“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应遵循“史论先行、逐步拓展、以我为主、不拒他者”的十六字方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史论类教材仍然需要补充，融合新闻、数字新闻、新闻实务等领域的教材亦应拓展。就建设方式而言，他认为应将书目拟定与挑选编写专家相互结合、同步考虑，同时广泛邀请业界专家参与到教材编写过程中。
中国社会科WilliamHill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胡正荣教授提出“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必须注重两个“结合”，一是将学科、专业和人才培养结合考虑，二是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考虑。同时，教材建设本身需要落实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三化”要求，建设全媒体、多场景教育教学资源。此外，“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还必须考虑两个“兼顾”，既做到理论、应用、实践的兼顾，又要做好核心、体系及交叉的兼顾。
中国新闻教育史学会会长、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特聘院长张昆教授认为“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必须跟随时代发展调整课程书目，既做加法也做减法。同时树立立体教材概念，为教科书配套建设参考书、文献库、案例库、数据库。对于涉及面广的基础专业（历史、理论、方法类课程）教材要精益求精；对于新办专业（如国际新闻与传播、网络与新媒体发展、时尚传播）教材建设要解决有无问题，分清轻重缓急，稳步推进。其中，基础类课程教材偏向由资深教授主编，实务类课程教材向有实操经验和理论修养的中青年学者倾斜。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williamhill英国威廉希尔执行院长周勇教授主张“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需要把握三个“有”：一是有核心内容，二是有最新成果，三是有可持续性。就具体建设工作，他提出了“重大”“急迫”“基本”“前沿”四点建议。一是以基础史论类教材为先，建设能够承接起学科转型升级和国家建设需要的四梁八柱型教材；二是迫切需要建设当下学科急需及顺应国家社会发展需要的教材；三是考虑建设能够对学科整体起基础性支撑作用的特色门类教材；四是建设一两本统合学科前沿特色领域的教材。
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中国传媒大学教务处处长王晓红教授认为，“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需要理解其本质和特色，理解新技术变革，理解中西思维方式差别。就教材编写而言，她提出了六点具体建议，一是借鉴合作小组形式，加强对新知识与观点的讨论，打造高质量教材；二是厘清“中国新闻学”教材与专业的关系；三是处理好各个高校规划教材和国家统编教材的关系；四是树立“一体化、系列化和立体化”思维；五是充分考虑在组建编写团队、教材编写和教材出版发行等层面的质量把关及其难度问题；六是组织编写案例分析型教材，以期更好地帮助学生进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推动新闻传播学科的教学案例库建设。
高晓虹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建设“中国新闻学”教材已经具备了比较丰厚的思想资源、历史经验和现实基础。“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应考虑专业教材的存量和增量，对于当前拥有的较为扎实的史论、实务类教材的存量，这类教材可以考虑分期、分批建设；对于国际传播、网络与新媒体这些新专业的教材增量，需要抓紧建设。教材建设是一项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的长期工程，需要不断更新、不断变化。教材的表现形式可以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这样既能符合当前媒介技术时代对教材的要求，也能凸显新闻传播学科的应用性。“中国新闻学”教材可以考虑采用主责单位和主编领衔的“双负责制”，不仅需要主编对教材的编写、出版等工作负责，也需要主责单位对这些教材建设进行过程管理，确保教材能够如期、保质保量完成。
高校新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主任米博华教授谈到，作为中心主任，首先感谢大家在百忙中参加视频会议。大家都做了认真准备，信息量很大，专业性很强，给人启发，受益不少。各位专家发言角度各有不同，归纳起来是否可以总结为这样几个意思：（一）为什么要干？教材建设对于国家发展、对于学科发展、对于教学改革，都必须快速推进。（二）准备干些什么？有的讲顶层设计，有的讲中观构想，也有的讲具体目标，总之，此次研讨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下一步工作方向。（三）怎么干？大家给出了不少好建议，好办法，我们都一一记下。工作的逻辑起点是调查研究。基地正是从这个基础工作抓起，拟召开包括学界、业界、政府管理、出版四个方面的系列座谈会，还将进行网上调研。这个工作刚刚开始，不久将来，调研和数据汇总后将会对建设有更加清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中国新闻学”教材研究和建设是个紧迫任务，但同时又需要做扎实的努力，要处理好几个关系：一是聚集起专业的全国力量，同时又明确各实施主体，调动多方面积极性；二是不忘本源，尊重以往经验，但同时更要关注好发展的新问题；三是按照轻重缓急安排工作，分类指导，重点推进；四是既要重视整体设计，也不求处处完善，边干边学，边充实边完善。
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williamhill英国威廉希尔执行院长、党委书记张涛甫教授在研讨会最后向各位专家表示了感谢，并指出“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规划是集全国专家智慧开展的工作。教材基地承担的是国家事权，“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必须争取做到党和人民都满意。建设“中国新闻学”教材是一项极具挑战的任务，一定要听取全国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的声音，才能制定凝聚广泛共识、具有可操作性的“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方案。
